新书推介|高子文：《文明的逆子们——美国现代戏剧的中国叙事》
《文明的逆子们——美国现代戏剧的中国叙事》，高子文著，中国戏剧出版社2020年9月版。
该书主要研究美国现代戏剧的中国叙事，研究美国现代戏剧如何描绘中国，以及如何接受中国文化。作者将这些自觉地运用外来文化进行戏剧的革新的艺术家们称之为“文明的逆子们”，他们诞生于自身的文明之中，却又对其提出了反思和质疑。
该书描绘了早期美国戏剧对中国的一种“东方主义”想象；分析了道家、禅宗思想对美国现代戏剧创作的积极意义；论述了戏曲对美国戏剧文体的革新起到的刺激作用；研究了美国华人剧作家的中国叙事。
该书以个案研究为起点，对斯蒂文斯、奥尼尔、怀尔德、黄哲伦、张家平等剧作者的创作心理和作品内涵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探究，对他们的中国叙事的特点及原因做了归纳，最终抽象并总结出了美国戏剧现代化与文化接受之间的发展规律。
可以说，美国现代戏剧艺术家们，通过对中国文化的创造性借用与想象，生成了符合自己需求的某种文化特质，最终获得了一种多元文化的包容性。
作者细致分析了美国现代戏剧在戏剧现代文体创建方面的贡献，拓宽了对现代戏剧文体的理解，同时对中国现代戏剧的建设，对中国戏剧艺术的未来发展，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总体上看，美国戏剧的现代化过程与美国现代戏剧对中国文化的接受过程之间，存在着一个非常有趣的对应关系：
戏剧现代化：早期情节剧——小剧场运动——现代戏剧——先锋戏剧
文化接受： 否定与歧视——肯定并美化——借用想象——跨文化
百老汇街景
在早期美国情节剧中，对中国文化，尤其是对中国移民，是以一种种族歧视的眼光看待的。因此几乎是全面地否定中国文化。这种情况在19世纪末发生了改变。当西方资产阶级文明自身陷入危机时，东方文化就成为了某种救赎的可能。
在这种文化大背景的影响下，美国戏剧领域同样出现了对于中国文化的重新审视，以一种新的观念进行叙事。百老汇的戏剧作品《黄袍》即是在这过渡时期的典型案例。它一方面仍然保留了一些文化偏见，另一方面却开始享受其中的异国情调，甚至一定程度上开始欣赏中国文化中可被利用的独特元素。
当美国戏剧正在开始迈入现代，剧场对于中国的态度终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文化非但不再是被忽略、被歧视的低等文明，反而成为了能够补足西方文明缺陷的某种特殊的东西。
无论是斯坦因、奥尼尔、斯蒂文斯，还是怀尔德，都以极度友好的态度描绘中国。中国文化于是不断地被肯定，不断地被美化。
这些艺术家，实际上是将中国文化中最杰出的部分抽象了出来，与自身文明做比较，以此来形成对僵化了的西方文化传统的批评。
在美国小剧场运动刚开始的时候，这种情况尤其明显，奥尼尔的《泉》和《马克百万》，斯蒂文斯的《三个中国人看日出》，都鲜明地体现出利用中国叙事，抨击西方文明的意图。
《奥尼尔文集》
当美国的现代戏剧逐渐形成，并慢慢走向成熟。中国文化便更深地参与其中。主要体现在中国戏曲的文体特征与美学特征对西方戏剧文体的革新意义上。尤其是怀尔德的《我们的小镇》对于戏曲的创造性接受，开拓出一种独特的现代戏剧样式。
最后，当美国现代戏剧发展到先锋戏剧阶段时，中国文化再次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无论在“生活剧团”的集体创作中，还是在谢克纳的个人实践里，中国文化都成为激发他们艺术创新的重要元素。
禅宗和道家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中国文化。它们成为解构现代文明的某种催化剂。而在这种解构的过程中，跨文化的观念逐渐形成，并体现在了美国现代戏剧的创作之中。
美国华人剧作家的出现正与这种跨文化的创作环境密不可分。以黄哲伦、张家平和朱宜为代表的华人创作，某种意义上正体现了美国多元文化环境的形成。这些作品的中国叙事，不再以“东方主义”的观念叙述中国，也不再简单地抽取中国文化的精髓部分，而是以一种更开阔的视野，充分地呈现文化冲突和文化交融过程中的人。
研究美国现代戏剧的中国叙事是相当有风险的。这种风险主要体现在，如何准确地把握所谓的中国文化，如何对它进行一种价值判断。
可以说，整个20世纪是西方文明全面胜利的一个世纪。无论从自由、民主观念而言，还是从物质生产方式与社会经济结构转变来看，现代化几乎等同于是西化。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现代性萌芽，但是真正的现代化的开端却是从鸦片战争国门被迫打开之后才开始的。
《百老汇的中国题材与中国戏曲》
如何面对我们的传统，如何接受西方的文化，这两个问题困扰着每一个中国人。当我们在日常生活的物质层面全面接受了西方文明之后，我们是否就甘心在文化上同样“沦陷”呢？我们的传统文化为什么无法与现代社会相融？
基于这样一种忧患意识，一部分研究者开始大力地弘扬中国文化，挖掘传统文化中的现代因素，对传统文化做重新解释。“新儒家”所做的基本就是这样的工作。
但是，这些尽管看起来是整理国故的研究，其实质却仍是一种西化。因为“新儒家”不敢，也的确无法不借助西方的现代思想作为其学术的根本支撑。所以即便他们所论述的对象是中国文化，其归宿却仍是西方的现代精神。“新儒家”的思想成果在中国大陆接受时产生了不少问题。
一方面，民众由于本身缺乏现代思维，因而在接受这些思想时只记住了对传统文化弘扬的部分，而丢掉其现代精神；另一方面，某些学者自身并不具有现代精神，而是有意地借助李慎之所说的传统文化中“专制主义”因素来推行愚民教育。
在戏剧这一领域，如何将中西因素加以融合是一个迫切的问题。张庚在1939年即发表《话剧的民族化与旧剧的现代化》一文，试图为此寻找出路。吕效平先生所命名的“现代戏曲”这一戏剧样式可以说是这一思路的延续。
“现代戏曲”最重要的是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戏剧文体的革新；二是现代思想的传递。吕效平在很大程度上认为这两者具有一致性。在我看来，西方传统戏剧“情节整一性”的原则几乎可以认为是理性主义和个人主义传统的一种戏剧表达，它们最终萌生了现代主义。
《张庚文录》
但这里存在的一个问题是，我们从“现代戏曲”的作品看，除去少部分佳作之外，大部分仍不过是某种意识形态的宣传品。
这些作品，在吸收西方传统戏剧的文体特点后，并不必然地展现黑格尔所说的冲突，而毋宁是成为法国古典主义戏剧，或甚至是情节剧这样的东西。它们是否传递了现代思想，是否能够对个体的解放起到作用，是很值得怀疑的。
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效果呢？黑格尔指出了“自由意志”在西方传统戏剧文体中的重要性，自由自决的意志使得这一文体得以实现，同时，这一文体反作用于个体的觉醒。但是，在一个强大的意识形态的控制下，这种文体同样可以被引向一种“伪冲突”：它并不展现人物的冲突与伦理的冲突，而是表现敌我矛盾，最终宣扬某种道德。
正因为如此，当我们看当代戏曲作品时往往会得到这样的观感：戏的开头和发展都不错，因为这种文体的极大惯性，使得人物间或甚至人物内心的冲突无法避免地开始萌生，但一旦到了下半程，出于对意识形态的敬畏，原本的矛盾被搁置起来，借助外来因素的介入，剧作最终走向了说教。事实上，在法国古典主义时代，这样的现象就已经发生过了。
如果说，从中国当代视角去看我们的传统文化很难得出一个客观判断的话，那么是否当我们转变视角，以西方人的观念来探究他们对待中国文化的态度即能够得到一些新的启示呢？
《国外后现代戏剧》
西方文明在20世纪将现代主义的最初思想资源“理性主义”和“个人主义”传递到全世界，因此也占领了全世界。东方文明几乎是被动地予以全面接受。然而，在互相交流的同时，现代文明内部出现了分裂。其中，对单一的“理性主义”与“个人主义”逻辑的怀疑，与东方文化资源有着相当程度的暗合。
这样，西方的学者和艺术家就开始借助东方文化的概念来对自身传统进行批判。可以说，西方对东方的借用与东方对西方的接受有着本质的区别。客观地看，因为现代文明的不可逃避，东方的接受就必然是全方位的，这种接受伴随着对自身文明的彻底反叛。
而西方文明所做的工作则是对现代文明的完善与纠偏，它的文化资源既有来自东方的部分，也有来被压抑的传统的部分，当然同时也有现代主义的部分。所以说，在理解西方先锋艺术家的时候，往往不能听信他们的极端反叛言论，他们更多是作为一个修正者而存在的，很多时候，他们的反叛不过是一种策略或一种姿态。
这样的一种文化接受方式，具体到美国现代戏剧，我们可以看得非常清晰。斯坦因向美国人介绍法国文化与东方文化，目的是提供一种参照，以便能够保持一种清醒的自觉。
格洛托夫斯基表达得更为明确，在他而言，东方文化与中世纪文化有着极大的共通之处，它们共同用于暴露现代文明的缺陷。格洛托夫斯基将商业戏剧的演员比作高等妓女，予以批判，他同时又对中国的京剧充满浓厚兴趣。
难道他不知道，传统的戏曲演员与妓女的距离之近吗？他所力图实现的剧场中人与人的真正的交流，难道可以对应到中国传统戏曲的那种观演关系之中吗？
格洛托夫斯基
福尔曼更为直接地说：“中国对我来说是一个堆满小古董的地方”。中国文化对于美国先锋戏剧艺术家而言，从来都不是一种文化实体，而只是一堆概念，以及背后或隐或现的某些另类思想。从抽象意义上看，这些思想在中国的确也存在过，但与其说它们是中国的或东方的，毋宁说它们是普世的。“堆满小古董”的地方绝不仅仅只有中国。
最后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现代文明是否必须经历？换句话也就是说，现代文明既然有这样巨大的缺陷，我们是否能够绕过这一文明，直接进入下一个文明样式？
对这些疑问的思考，很容易得出这样一种观点：西方的文化与政治体制并不是完美的，我们不需要借鉴。事实上，之所以有着这样的困惑，原因在于，人们仍然习惯执迷于概念间的游戏，而没有能够突破语言的牢笼，进入真实领域思考。我们所说的中国文化，如果指的是一种“文化精髓”，那么它必然是普世的，而非历史地、阶段性地产生意义。
今天的我们，必然需要它，无论我们用西方的概念还是传统的概念去表述。但如果我们指的是一种“文化状态”，则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恢复了。这样，对于现代文明，我们似乎可以提供两种认识的模式：
作者近照
一种是将现代文明作为一种已故的历史，那么它同样可以抽象出“文化精髓”值得我们持续唤醒，同样可以描绘出“文化状态”做标本的研究；另一种则是将现代文明作为我们自身所处的文明，那么它的存在方式则只是“此刻的存在”，那么在此刻中的人则需要以其完整的身心去辨析所有文明的精髓，以找出解决现实困境的方法，以探究永恒的道之意义。
文明间的交流是一个极其宏大的话题，本研究只就美国现代戏剧的中国叙事做了一些考察与分析，提出了一些问题，远远没有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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